小型音乐场馆，正在绝地求生

作者：520游戏发布时间：2024-4-14 20:27 查看评论

作者 | 李沁予编辑 | 范志辉

Paul McCartney曾说，“如果我们不支持基层级别的音乐现场，那么整个音乐的未来都将处于危险之中。”

这并非危言耸听。

根据外媒MBW报道，据英国音乐演出慈善机构MVT（音乐场馆信托基金）统计，在过去一年里，平均每周有两家基层音乐场馆（Grassroots Music Venues, GMVs）关闭，指的是平均可容纳309人，但极限容量可能超过650人的场馆。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其《2023年度报告》中显示，38.5%的基层音乐俱乐部出现年度财务亏损的情况。

MVT创始人兼CEO Mark Davyd表示，英国小型音乐场馆的关闭潮已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种情况也正在全球蔓延。

基层音乐场馆，或者小型音乐场馆，可以说是新人歌手或乐队登上舞台、踏上音乐梦想之旅的第一步。而当这些小型场馆开始纷纷濒临倒闭时，我们不得不思考，究竟是现场演出格局的剧变，还是其商业模型已不再适应当下的时代？

英国现场音乐危机，正在向全球蔓延

自2019年以来，全球经济受到疫情影响，线上业务蓬勃发展，线下实体经营举步维艰，尤其是音乐演出行业，在这一非常时期几近瘫痪。

伴随疫情后娱乐场所的逐步开放，线下演出也迎来所谓报复性增长。

据现场音乐巨头Live Nation财报显示，2023年其举办的演唱会吸引了比以往更多的观众，有1.45亿粉丝参与超过50000场活动，从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碧昂丝（Beyoncé）等人的破纪录巡演中获得了惊人的227亿美元的收入，但另一面，小型场所却仍在挣扎求生。

MVT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23年音乐场馆联盟的基层音乐场馆共计835家，较2022年的960家减少了125家，这125家场馆中有51.4%的经营业务已完全关闭，48.6%已停止举办现场音乐表演。

而仅存的835家场馆，需要支付的平均租金每年增长37.5%，相当于每月增加4,549 英镑。面对运营成本的提升，基层音乐场地也在通过改变营收结构和票务售价来努力平衡收支。

为了生存下去，部分场所开始重新定位，转型做脱口秀、体育赛事转播或酒吧智力竞赛等活动；或者重新对业态进行改造，将主营业务放在精致餐饮或酒精饮料上；还有的开始提供多样化的休闲活动，如手工艺、展览等，以减少活动成本，优先考虑其他商业性质主题活动，以增加客流量。

与此同时，这些转型措施也成为导致基层音乐场馆减少或停止现场音乐演出的原因。

在一片欣欣向荣的复苏景象里，小型音乐场馆的生存现状不禁令人唏嘘。而随着一大批经典演出场所的离场关闭，我们似乎也在目睹音乐史上一个辉煌时代的悄然谢幕。

比如报告中就提到，位于英国巴斯，有着45年历史的老牌音乐俱乐部Moles Club在去年12月宣布关闭。这里曾是Oasis、Ed Sheeran等头部音乐人初露锋芒的舞台，Manic Street Preachers在这里演出后获得了签约，Supergrass在更衣室里为他们的首张专辑拍摄了封面。

此外，Blur、The Killers、Pulp、Tori Amos、Fatboy Slim、The Cure、Bastille、Eurythmics、George Ezra、The Smiths、Massive Attack和Wolf Alice等世界知名的音乐人，都曾在这个仅可容纳220人的小型音乐场馆举办过早期演出。

可以说，Moles Club几乎已成为英国大部分音乐人职业生涯的缘起之地，它不仅是一个开放的音乐现场舞台，也是英国音乐史的文化地标。多年来，它经历过毁灭性的火灾重创，扛过了疫情的肆虐，但经营成本危机却成为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

牵一发而动全身，基层演出场馆的危机往往预示着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开始。

2023年11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报道，北美的基层音乐场馆也正在面临成本上升的经营挑战，美国国家独立场馆协会执行董事Stephen Parker表示，许多规模较小的独立场馆的业务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而澳大利亚表演权协会（APRA）、澳大利亚机械复制权所有者协会（AMCOS）在2023年的年度报告中也表明，自疫情以来，澳大利亚各地已有 1,300 多个基层音乐场馆永久消失，过去三年中，中小型演出场馆场景减少了三分之一。

视野回到国内，Livehouse在这场全球化的基层音乐场馆倒闭潮中，也未能幸免。

2023年7月26日，景德镇文艺复兴Livehouse宣布关闭，场地方在关闭公告中提到，做专业Livehouse所需的设备远比乐队设备复杂很多，期间还要面对不同地段的房租问题，运营成本的上升令其难以应对。同年，广州庙色唇Livehouse和河南洛阳秋合Livehouse也相继宣布关闭。

这些Livehouse的落幕，只是整个基层音乐场馆中能够发出声音的零星代表。而背后难以统计的、仅凭借对原创音乐的热爱而独立运营的小型音乐场馆，又有多少离场？

是什么加速了基层音乐场馆的崩溃？

作为原创音乐重要的孵化地，基层音乐场馆是中尾部音乐人展示才华和建立原始粉丝群体的重要出口，更是其积累演出经验、提高现场水平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当经营成本不断上涨，这些场地却没有更好的办法扩大营收，长期处于亏损边缘，这就使基层音乐场地主理人不得不对每一步运营都格外谨慎，久而久之，看重线下演出的票房收入保障也将大于在新兴音乐人身上豪赌。

Mark Davyd也对此表示悲观：“小型音乐场馆引进新兴音乐人的行为，简直就是通往破产的捷径。”

报告提到，经调研，42.1%场馆因为经济原因导致关闭，22.4%是因为运营困难。其中，以下原因被认定为导致永久关闭的原因，如因能源价格、商业税率、供应成本或租金导致的债务和破产；客流量减少和运营成本的提升导致的财务困境；疫情导致的相关限制措施，以及对经济和物流的影响；噪音减少令的颁布、其他与场所活动相关的纠纷；场所的营业执照被吊销或无法实现的执照更新条款；场地建筑为重新开发改造而被出售等。

作为音乐产业金字塔结构中的“蓄水池”，在经营成本的压力下，新兴音乐人与基层音乐场地将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场馆无法盈利，处于起步阶段的音乐人没有舞台表演，观众无法体验新兴音乐人的现场演出。这不仅使音乐人进阶成长的渠道再次收窄，也为音乐演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可以看到，国内的音乐现场也难逃疫情后的挑战，尽管整体音乐演出市场回暖，但小型场地的演出依然存在关注度和票房下滑的情况。部分原因是大型活动吸走了不少乐迷，导致受众分散；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小型演出的质量与票价在更具规模与品牌影响力的音乐节面前，其性价比略显尴尬。

现如今，国内现场演的票价相较于2019年已膨胀至1.5-2倍，已成为乐迷对Livehouse望而却步的原因。一场名不见经传的乐队拼盘演出动辄200元上下，这对于乐于为现场音乐消费的老乐迷而言，其试错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对比略贵于Livehouse的演出票价，音乐节可以让乐迷一次性享受更有品质保障的多位音乐人演出，乐迷也会用脚投票。

而作为音乐人，同样需要考虑差旅、设备、票房、知名度等运营成本与整体收益。在成本相差不远的情况下，略有名气的乐队也更愿意参加音乐节演出，抱团取暖以获得更大的曝光与收入。

某种程度来说，基层音乐场馆的关闭，也是大环境下场地方、乐队及乐迷等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线下演出的“墨西哥僵局”如何打破？

这场基层音乐场馆的关闭潮，堪比电影《落水狗》结尾那场“墨西哥僵局”。音乐人、场地方、乐迷、产业链条上的所有参与者，都保持着一种紧张的局势，直到出现可实施的解决方案。

报告显示，2022年，英国基层音乐场馆售出了1.33亿英镑的门票，支出2.12亿英镑，整体亏损7900万英镑。在2023年，售出了价值1.34亿英镑的门票，增幅微乎其微，成本却高达2.48亿英镑，亏损近1.15亿英镑。这种规模的亏损，意味着场地方无法通过任何有关票务或酒类价格上涨的本地化解决方案来平衡这一损失，只能通过外部资金的支持来平衡收支。

Mark Davyd表示，目前MVT已经在初步尝试一些解决的办法。在今年年初，他写信给英格兰威尔士政府，请求政府重新考虑对小型音乐俱乐部的商业税减免政策。信中强调了减少税收减免对威尔士草根音乐场景的潜在负面影响，并呼吁保持75%的税收减免率，以避免对文化场所造成经济损失和关闭风险。

而威尔士政府也给出了相应的答复，由于其面临的财政压力，只能在现有的零售、休闲和酒店业的减免政策基础上，再额外投资7800万英镑，以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但对于临时性的75%的税收减免政策也表示无法再进行下去，该额度将恢复为40%。

无独有偶，在去年12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Livehouse行业峰会上，各个场地方的主理人也在探讨与MVT类似的解决方案。比如迷笛音乐节总导演魏健表示，Livehouse场地方可以与音乐学校、唱片公司、媒体和政府等达成合作，参与进音乐文旅业务生态中，共同推动中国音乐产业的整体发展。这种跨界合作不仅能够为Livehouse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为整个音乐产业链带来活力。

但是，除去期待政策上的经济扶持，基础音乐场馆的主理人也应在疫情之后对运营理念有所革新。

在这方面，或许也可从MVT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获得启发。如在2023年，MVT联合可口可乐发起试点项目，投资76,000英镑资助一名艺术家在英国发起十三场巡演。而在国内Livehouse行业峰会上，这类商业音乐活动的讨论也颇受关注，如街声StreetVoice演出事业中心副总经理Emilie提到Livehouse经营者可以探索带有个人特色和品味的歌单，寻找不同的派对主题。

这类商业活动与降本增效的措施不仅为音乐人或小型音乐场馆带来更可控的成本与可观的收益，也为投资商带来颇具性价比的宣传效果。而如何把控商业资本的边界与扶持音乐人的初心之间的平衡，这也将成为基层音乐现场如何有效自救的课题。